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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公大師(公元334—416年)，東晉時代人，俗姓賈，出生于雁門樓煩(今山西代縣)世代書香之家。遠公從小資質聰穎，勤思敏學，十三歲時便隨舅父游學許昌、洛陽等地。精通儒學，旁通老莊。二十一歲時，偕同母弟慧持前往太行山聆聽道安法師講《 般若經 》，于是悟徹真諦，感嘆地說：“儒道九流學說，皆如糠秕。”于是發心舍俗出家，隨從道安法師修行。縱觀大師一生的德業，可概述為四：
(1)弘護佛法，尊嚴僧格
遠公大師出家后，卓爾不群，發心廣大，“常欲總攝綱維，以大法為己任”，精進為道，無時或懈，道念日純。道安大師常常贊嘆說：“使佛道流布中國的使命，就寄托在慧遠身上了！”于此可見遠公的器識超出常倫。遠公二十四歲時，便開始升座講經說法，聽眾有不能理解的地方，遠公便援引莊子的義理為連類，采用格義方法，令聽眾清楚地領悟。由于這種講經的善巧方便，道安大師便特許遠公閱讀外道典籍。遠公講道之余亦勤以著述，相傳鳩摩羅什大師讀到遠公所著《 法性論 》后，大加贊嘆云：邊方未見經，便暗與理合，豈不妙哉！
在弘法傳道的過程中，許多人皈投到遠公座下。東晉太元四年(公元379年)，道安大師為前秦苻堅所執，往長安，其徒眾星散，遠公率領弟子數十人，打算去廣東羅浮山，路過潯陽(今江西九江)，見到廬山清凈，足可以息心斂影辦道，于是駐錫廬山的龍泉精舍。時有遠公的道友慧永，對刺史桓伊說：“遠公剛剛開始弘法，就有很多的徒眾來親近他，將來一定有更多的學者來追隨他，如沒有一個比較大的道場，那怎么行？”桓伊聽了這話，發心建造東林寺。遠公自此以東林為道場，修身弘道，著書立說，三十余年跡不入俗，影不出山。由于遠公的德望，當時的東林寺成為南方佛教的中心。天竺僧侶，望風遙仰，“東向稽首，獻心廬岳”。廬山東林寺與長安逍遙園鳩摩羅什譯場，作為南北二大佛教中心，遙相呼應。
遠公作為一代佛教領袖，十分注重僧格的尊嚴，針對當朝某些官員提出沙門應禮拜帝王的說法，著《 沙門不敬王者論 》五篇，闡述僧人不禮拜帝王的道理，高標出家修道的胸襟，云：“是故凡在出家，皆遁世以求其志，變俗以達其道。變俗，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；遁世，則宜高尚其跡。夫然者，故能拯溺俗于沉流，拔幽根于重劫，遠通三乘之津，廣開人天之路。如令一夫全德，則道洽六親，澤流天下，雖不處王侯之位，亦已協契皇極，在宥生民矣。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，外闕奉王之恭而不失其敬。”遠公于此推重出家的志向，贊嘆修道的功德，無非欲令世人具敬僧之心，亦令僧人自尊自強。由此，遠公嚴正聲稱：“袈裟非朝宗之服，缽盂非廊廟之器，沙門塵外之人，不應致敬王者。”可謂擲地有聲，凜然剛骨，力爭僧格的尊嚴與獨立。迫使篡位的桓玄，下詔書確立僧人不禮敬帝王的條制，自此便成為中國的規約。
遠公志逾丹石，不畏權勢，心量廣大，惟道是從，保持著崇高的僧格形象。試以二例為證。其一，晉安帝自江陵回京師，輔國何無忌曾勸遠公在江干候迎，遠公稱疾不行。安帝不特不以此為忤，反而來信安慰遠公，謂“知所患未佳，甚情耿……法師既養素山林，又所患未痊，邈無復因，增其嘆恨”。其二，桓玄征伐殷仲堪，行軍經過廬山，要遠公出虎溪一見，遠公亦稱疾不堪以行，絕不破例出虎溪去見賓客，桓玄只得自己入山。起初桓玄傲氣十足，不肯向遠公敬禮，哪知一見遠公的嚴肅神韻，不覺自然而然地致敬起來。桓玄問：“不敢毀傷，何以剪削？ ”遠公答云：“立身行道。”桓玄稱善。桓玄的問難基于《 孝經 》中“身體發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”，以此經文非難慧遠“剪削”(剃發)為僧的行為，置對手于“不孝”的地位。遠公“立身行道”的答語也出自《 孝經 》，言簡意深，令桓玄十分佩服。桓玄下山后對左右隨從說：像遠公這樣的人，實是我生平所未見過的，的確是個高僧大德！其后桓玄沙汰僧眾，特對他的僚屬說：“在此諸沙門，有能申述經誥，暢說義理者，或禁行修整，……皆足以宣寄大化，……其有違于此者，皆悉罷道。……唯廬山道德所居，不在搜簡之例。”遠公為此致書桓玄，廣立沙汰僧人的條制，桓玄悉皆遵從。由此可見遠公感化人之深。遠公具深厚的攝受眾生之婆心。陶淵明耽湎于酒，而與之交往甚密，欲其參加蓮社，簡小節而取其曠達。朝廷叛軍首領盧循，遠公執手敘舊，慈懷平等。足證遠公荷負至教，垂裕天人。祖師風范，高山仰止。
(2)道隆德盛，威神莫測
遠公一生德業隆盛，飲譽遐邇。許多外國僧人都說震旦有菩薩大士應化，經常焚香禮拜，欽仰廬山。遠公本跡，吾人難以測度(鳩摩羅什大師贊稱為東方護法菩薩)，然其威神妙用之事相，亦足以感發人心。
遠公率眾初抵廬山時，尋找創立寺宇的地方。一日與諸弟子訪履林澗，疲息此地，群僧并渴，率同立誓曰：“若使此處宜立精舍，當愿神力，即出佳泉。”爾時，遠公以錫杖掘起，清泉涌出，因之構筑堂宇。其后天嘗亢旱，遠公率諸僧轉《 海龍王經 》，為民祈雨。轉讀未畢，泉池中有物，形如巨蛇，騰空而去。俄而洪雨四澍，旱情緩解。以有龍瑞，遂名龍泉精舍。
建造東林寺之初，木材匱缺，遠公為此發愁，夜夢山神稟告：“此山足可棲神，愿毋他往。”當夜天空電閃雷鳴，風雨交加，殿前水池中，涌出許多上好的木材(出木池遺址尚存東林寺)。刺史桓伊大為驚訝，更加相信遠公是神僧，召呼百姓出工出力，建寺速度加快。因將大殿稱作神運寶殿。
陶侃在廣州作刺史時，一漁人見海中有神光，撒網至放光處，得金文殊像，上有“阿育王造”的字樣。陶侃以此金像送武昌寒溪寺供養。后來，寒溪寺遭火災，殿寺全被焚毀，唯有金文殊像及其供像的殿堂得以幸存。陶侃移任江州作官后，派人迎請金文殊像，誰知金像抬上舟船便沉到水底，多次打撈，了無蹤跡。當時有民謠云： “(金像)可以誠至，難以力招。”東林寺建成后，遠公至江上虔誠禱之，金像忽然浮出水面，遂恭迎金像至神運殿，另造重閣以供奉，并制文殊瑞像贊。
遠公容貌威嚴，令人一見頓生敬畏之心。據傳記載：時有慧義法師，以強正自命，不肯服人，對遠公弟子慧寶說：“你們都是一班庸才，所以對慧遠推服得不得了。你們看我和他辯論。”及到聽遠公講《 法華經 》時，屢次欲提出問題來問難，終因心情戰栗，汗流浹背，一句也不敢問。另有謝靈運恃才傲物，一見遠公，肅然心服。足見遠公感格人心之威德。
(3)禮敬梵僧，迻譯佛典
東晉時代，佛法雖已不斷地傳入，然尚不完備，所以梵僧來華弘化者，仍然絡繹不絕。遠公感于法道有缺，曾派弟子法凈、法領等西行取經，得到諸多梵本佛經。遠公遂于廬山置般若臺譯經，成為我國翻譯史上私立譯場的第一人。
遠公重視與梵僧大德交往，禮請他們弘法譯經，略舉數例：
(一)弗若多羅是專精《 十誦律 》部的學者，曾與鳩摩羅什合譯《 十誦律 》，不幸未譯完，就忽爾去世。遠公對此非常慨嘆，痛惜大法不能東來。后來，以律藏馳名的曇摩留支來到關中，遠在廬山的遠公即遣弟子曇邕入秦，親筆致書曇摩留支，請他發心將未譯出的《 十誦律 》余分翻譯過來，曇摩留支受遠公的至誠所感，遂將弗若多羅未竟的部分譯出，成為我國第一部完整的比丘律藏。
(二)鳩摩羅什大師佛學精深，獨步閻浮，于姚秦時代入關，大興譯場，學者云集，成為北方佛教的中心。遠公常常修書通好，殷殷致問，請教修證佛法過程中的疑難問題(其問答內容具見《 大乘大義章 》)，表現出遠公作為一代祖師，心胸廣大，謙謹好學的風范，亦是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。
(三)佛陀跋馱羅尊者，又稱覺賢，北天竺迦毗羅衛國(今尼泊爾境內)人，釋迦族，甘露飯王后裔。以精通禪律馳名，于義熙四年(408年)來到長安。覺賢三藏因被人指斥顯神通而見擯于北方，遠公特遣弟子曇邕入關，替他們和解，由于覺賢不愿再回北方，便投奔遠公。遠公予以熱烈歡迎，邀他加入蓮社，請他翻譯佛經，并以負責的精神致書國主姚興，為覺賢解除了被擯的處分，恢復了覺賢的名譽。后來，覺賢又被邀到建康道場寺，譯出《 華嚴經 》(晉譯六十卷)、《 僧祇律 》等佛典13種共125卷，為大乘瑜伽學說東流開了先河。華嚴宗風的闡播，亦造端于覺賢的南下。南下的覺賢，所以有造于我佛教，其功仍在遠公。假定不是遠公的寬弘大量，覺賢雖懷大法也無由播揚。覺賢三藏終生不忘遠公的知遇之恩，遺囑圓寂后骨灰安放東林寺，其舍利塔建在東林寺。覺賢是歷史上第一位葬在廬山的外國僧人。
從上可見，遠公大師雖則是凈宗行人，然對大乘各宗各派的弘傳事業，都以極大的熱情予以推動。這種為法的精神，表現出一代宗師的德操。
(4)啟建蓮社，上品往生
遠公在廬山東林寺結蓮社，率眾精進念佛，共期西方。鑿池種蓮花，在水中立十二品蓮葉，隨波旋轉，分刻晝夜作為行道的節制，稱為蓮漏。由于修行的理論與方法正確，蓮社123人，均有往生凈土的瑞相。遠公臨終預知時至，將一生三次見佛的事實告知弟子，制訂遺囑，依古禮露其形骸于松林，與鳥獸結緣。至期果然安坐而化，上品往生。享壽八十三歲。
遠公大師往生，道俗奔喪，絡繹不絕。四眾弟子不忍露骸松林，便奉遠公全軀葬于西嶺，治冢壘塔，謝靈運作碑文，以銘其德。后人在寺中圖畫遠公像，令人瞻仰。遠公大師德業廣被，自晉至宋歷代帝王謚號追薦多達五次。
選自《凈土宗教程》大安法師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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